引言

自1610年利玛窦（Matteo Ricci）去世，直至明清鼎革，天主教在华传教呈现出一段全新的历史。利玛窦的去世，标志着耶稣会在华传教团创立阶段的结束，也标志着在华耶稣会以利玛窦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团体过渡到以龙华民、阳玛诺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团体，同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奉教士大夫群体也成为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最为重要的支撑者和庇护者。

为此，我们将利玛窦去世直至明清鼎革时期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史称之为“后利玛窦时代”。这一阶段的天主教在华传播，呈现出一幅新的历史图景。从发展路线看，既有王丰肃（Alfonso Va?gnone）、艾儒略（Giulio Aleni）所坚持的利玛窦路线，又有龙华民（Niccoló Longobardi）、陆若汉（Jo?o Rodrigues）等人在传教对象或礼仪、译名方面激烈的反对。从发展历程看，既有天启、崇祯时期天主教的蓬勃发展，又有南京教案、福建教案等一系列激荡冲突。而就教务而言，两段时期的对比更加突出。与利玛窦生前小心翼翼地秉持“上层传教”“科学传教”的传教方式相比，后利玛窦时代天主教的发展基本上保持着较快的发展势头，无论是授洗教徒的规模还是传教区域的扩张，均远远超过了利玛窦时代。

在此期间，各地传教规模不断扩大，如南京教区仅在1635、1636两年内就授洗了七八千人[1]257，同时，以南京为中心，不断辐射带动周边的常熟、苏州、淮安等地区教务。更重要的是，在此时期开辟了一大批新的传教地区，如福建、山西、陕西、湖广等地。江南地区的杭州、上海、嘉定，在17世纪20年代以后业已迅速成为全国教务的中心[1]233。

相比以上几处传教地区，天主教入华最早的几个地区之一的江西却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国内学界对这一时期江西境内天主教传播之研究鲜有涉及①当今学界关于明代江西天主教传播史之专题研究，管见所及，仅有一部硕士论文，而且对于这一时期的江西教务的发展着墨甚少。参见吴薇：《明清时期江西天主教的传播》，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教会学者如法国人高龙鞶（Augustinus ），其代表作《江南传教史》(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以时间和地区为经络，对明代全国各地区天主教传播史均划分章节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然对于江西一地，该书仅划分一节，介绍了1616年南京教案之前南昌住院的发展[1]64-67，对于此后三十余年江西的教务仅有寥寥数语。

总之，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江西地区天主教的传播关注度严重不足，大致有两个原因：

第一，相对于同时期其他传教地区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江西教务似乎显得不温不火，既没有涌现诸如王徵、韩霖、段袞、孙元化、李九标、张庚等杰出的天主教徒，又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教案。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文献障碍。这一时期涉及江西地区的中文文献数量太少，同时期江西本土士大夫的著作亦不多见，这就往往使得研究者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事实上，这一时期涉及江西教务的资料并不少见，但绝大部分都是葡文为主的耶稣会士书信、年报以及备忘录等等。

本文研究与考证主要依据何大化的《远方亚洲》（ásia Extrema），葡萄牙阿儒达图书馆和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1618至1649年的耶稣会士中国年信（Cartas ?nuas da China），以及《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Cartas ?nuas do Colégio de Macau 1594-1627），并结合明代中国文献而完成。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与考证，使我们可以对“后利玛窦时代”江西地区天主教的传播历史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知，以补中国天主教区域传教史研究的不足。

一、南京教案之前江西天主教的发展（1610-1616）

（一）利玛窦时代南昌住院与教务

南昌住院建立于1596年，是耶稣会进入江西后建立的第一座住院，也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三座住院。1595年6月27日，利玛窦自南京返回南昌，途中结识了一位江西的官吏，在这位官吏的邀请下，利玛窦到他朋友的旅店中租住。次日正值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瞻礼日，利玛窦第一次在江西做弥撒，是为江西天主教之开端[2]209。这一住院很可能就是江西铅山人费元祿所记载的“余见其僦居徐孺子祠畔，直造其室，故自文雅风流”[3]。“僦居”即租住之义，费元禄面见利玛窦时，利氏尚在城内租住房屋。徐孺子祠，又称徐祠或者孺子祠，是纪念东汉经学家“南州高士”徐稺（徐孺子）的祠堂，该祠堂在明代位于南昌城内[4]。不久，利玛窦又辗转居住在城外韶州同知李春和亲戚的家中[2]198-201。随着1595年12月底苏如望（Jo?o Soeiro）和黄明沙（Francisco Martins Houang）抵达南昌，原有租住的住宅已无法满足居住需求，所以利玛窦在江西巡抚陆万垓的支持下，于1596年花60两买下了位于毗邻布政使衙门的一所宅院作为耶稣会士的住院[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