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佛教多个宗派都曾于此长期流布，这里有众多的中国佛教宗派的祖庭，佛教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化、世俗化与民间化的进程，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者在这一进程中与佛教的双向互动，可以说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只是由于其信仰不著而由此对世俗内外社会生活影响不直接，使得“一般文献不会有足够记载而无法讨论”，以致她们在佛教史上“仿佛不曾存在过”而难以为学术界所关注。因此，探寻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群体曾经被失落的话语，以帮助她们再次发声，这是佛教女性研究应该的学术指向。

佛教信仰的践行，一般有四个环节贯串其中，即信、愿、行、证。具体来说，先是因某种因缘而信解一定的佛法义理；然后因信起愿，即立发誓愿，必求报应；再依信、愿起行，常是“戒、定、慧”三学等兼修；而后信、愿、行圆之后，终能证得一定程度的果报。这四个环节，常是构成佛教信徒信仰实践的主要内容，江西农村女性的佛教信仰实践亦不例外，只是因其所在地域背景特色和农村女性身份差异，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带上自己的信仰个性而已。

一、信(解)

基于社会并兼及家庭维度观，目前，江西农村女性佛教信仰人群，大致有信仰代际延递明显弱化的三个层级。其中，第一个层级为佛教信仰最为普遍且最为虔诚的一代，系四十年代及其之前的老年奶奶型群体。局限于全然旧时代的家庭教育与社会影响，并乡村的原始和蒙昧，使得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倾向于神性的荣光，而非纯粹的乡村佛教乃其最多的心仪之一。

第二个等级是五十年代及其之后的中老年女性，她们的佛教信仰影响直接受益于前者，虽然她们完全生于新中国建立之后，但在工农剪刀差时代，叠加于浓重的重男轻女的乡村氛围之下，现代教育的幸运降临于她们身上的概率颇为渺茫。因此，前辈言传身教的信仰影响，因缺少足够的“它者”思想意识对冲而轻易地在她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集体无意识印象。不过，随着持之以恒的社会主义唯物论宣传的日益坚持，这代农村女性的信仰意识的多维性和调和倾向极为明显。不可思议的多维信仰并存，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演绎。尤其是作为身处以中国红色根据地而著名的革命老区农村女性，当她们被问及佛教信仰视域下的红色文化的接受时，她们会没有丝毫犹豫地给予了双向好感的正面评价。在她们的意识里，所有的佛、菩萨都是教人善念、佑护百姓、救民于危难的，一如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的真诚回答，亦可以几乎从所有江西农村佛教信仰女性口中得到，可知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和引导是非常彻底而有效的，完全没有因为佛教信仰的介入而有所削弱。

第三个层级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女性佛教信仰人群。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社会进步，这类农村女性的素养获得，基本上同步于乡土之外的现代化正规教育，而其所在家庭与乡村社会的信仰教育影响，实在难能与之相颉颃了。她们的佛教信仰，更多的是神圣性消解之后的代际文化惯性使然而已，虽然其间亦常常不乏严格意义上的佛教信仰个案在，但生活中的某种不幸偶遇，及其随之所引发的生死与命运的无常感，往往可以原在地解读出她们的信解因缘。只是一旦之前两个层级人群代谢完成，而这类个案人群又如此之小众，以致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得不为佛教在乡村的前景而担忧。虽然因此而致的一定程度的信仰失衡情况，目前在江西农村尚未令人警惕，但在中国数量可观的某些地区的乡村，由于传统信仰的衰落抑或断层，以致趁间而入的如基督教势力甚至宗教邪伪势力，颇呈汹汹之状。这是一个大而沉重且非常复杂的话题，且容待它论。

唐宋之后的禅、净风行天下，其实质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践行，并因此而进一步演化为中国化佛教。在这个过程中，与之伴随的是，中国佛教信仰阶层重心渐趋向社会中下阶层甚至于明清之后的社会底层。当然，这种信仰趋向亦不过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发展走向没落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以及二者之间的某种暗合而已。由曾经的某种社会显学而没落为社会底层的有限寄托，似乎是所有人类宗教的普遍规律，至少在相对的丛林法则社会中难以例外，亦一定程度地验证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农村女性佛教信仰现实。可以说，在当今中国社会分层中，农村人群仍然无可争议地处于相对弱势层级，而农村女性则是该层级的绝对弱势底层。实际上，在笔者的调查取样中，信仰虔诚度最高的一部分样本，对应着几乎60%以上的社会生活弱者。她们或是遭遇过较大疾病打击，或是社会交际圈中的失语者，或有重大生活变故的后遗症等等。其中值得深思的是，排除于前述原因之外而得益于家族同性长辈影响的信仰者，倘若回溯追究其上代背后的信仰渊源，我们常常会得到一个可预料的信仰因缘——上辈女性信仰者曾经有过在今天看来更为沉重的不幸，只不过，这种信仰因缘被隐形地代际传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