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的哲学家通过对本体与主体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不断反思，形成了以逻辑思辨为特点的哲学思想体系。古希腊哲学强调天人对立，以认识自然、战胜自然为主旨。在此思想指导下，人们不断开拓未知领域，最终产生了现代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经济学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典范。虽然关于经济学是否科学的讨论至今仍未形成定论，但经济学在西方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科学化”却毋庸置疑。例如，实证主义哲学的观念使得经济学中出现了“理性人”这个假设。目前，众多经济学家都热衷于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推导出仅凭经验而无法得到的结论。虽然西方经济学是世界范围内的主流经济学，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之声却一直不绝于耳。伴随着一次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信任危机以及对其方法论乃至形式等方面的质疑亦愈益强烈。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论著逐渐增多［1］。总体来说，西方学者大都是在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研究范式的介绍或讨论。相对而言，中国学者结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及我国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讨论的文章较多。李仲生通过对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研究范式的介绍，对我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2］；朱富强从研究内容、行为假设等六大维度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呼吁学界“不要盲目跟风，而是要多方面不断拓展和充实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要形成自由交流、百家齐放的学术局面”［3］；赵磊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进行了批判［4］；于金富讨论了生产关系范式与资源配置范式相融合的问题，并对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方式理论为中心的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提出了建议［5］。

虽然中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批判居多，但大多是对其研究假设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批判，且是在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批判，所以很难有质的突破。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同的思想体系，它以《周易》为代表，“理、象、数”并重，关注的是发现和完善人的生命本质、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所以，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下的经济学将是另一种范式。不过，如果直接对在其思想指导下的经济学范式进行讨论或许较难令人理解，值得庆幸的是，西医和中医分别是在各自哲学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两种体系，它们代表了各自哲学的特点。通过对中西医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使人们比较容易地了解两种哲学体系的不同特点，从而对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二、中西医思想之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一）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哲学以元素论和原子论为基础，追求的是通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对客体的不断认识，并最终对客体实现改造，以满足主体的要求。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当人体出现疾病时，医生以其为客体，在不断的实践中对其逐渐了解，并最终找出治疗的方法。所以，西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躯体有特定形态学表现的正常与异常状态，躯体形态组织的完整一致性是其追求的健康标准。

中国哲学以元气论为核心，认为作为客体存在的“天”、“地”是作为主体的“人”产生的根源。《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由于人为天地所生，天地中有人类存在所需要的各种元素，所以，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够生存。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医追求的不是如何改造外部的客体，而是主体的行为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并最终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因此，中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完整的人”（与天、地合而为一）的正常与异常状态。由于中医有这一特点，所以不像西医那样追求的是治疗“已病之病”，因为只有当疾病出现时，西医才能找到需要改造的客体，而对于中医来说，只要主体的行为不符合自然的“道”，必然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所以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的观点。

西方经济学与西医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追求在认知客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6］在此定义中，客体是资源、商品及劳务，主体则是作为有自主思维的人。